“历史”与“末日”

——论《三体》三部曲的叙述模式

杨宸

（原刊《文艺研究》年第二期）

本文结合叙事学理论和历史哲学，提炼出《三体》三部曲的两种叙述模式，进而对其创作实践展开分析。《三体》的历史模式以上帝叙述者的预叙、实录及对接现实三种叙述干预和第二叙述者的历史化功能，呈现出一种“未来过去现在时”，显明了“我们”的“时间性”，将消退的时间意识还原为了统一的有机经验。《三体》的末日模式通过末日进程中的“文革叙述”、“交错叙述”和“空间叙述”成功召唤出人类共同体，实现了对人类的整体性的呼唤。《三体》对整体性的追求及通过叙述模式将之转换为文本实践的能力，使其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位置。

一、引言

自年推出单行本以来，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1]便不断掀起热潮。这股“《三体》热”从科幻圈开始，而后逐渐扩散至互联网等其他领域[2]。在《三体1》英文版荣获雨果奖之后，其影响更是呈现出现象级的爆发。具有表征性的事件是全国人大发言人傅莹引用《三体》阐述朝核问题[3]和刘慈欣当选为山西省作协副主席[4]。对于《三体》所引发的这一系列“事件”和作为“事件”的小说《三体》，学术界特别是文学研究界给予了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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