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法国、德国这样重要的西欧国家，从农业经济为主转到工业经济为主，从传统经济模式转到近代经济模式，即市场经济模式，无不经历过激烈的震荡期，历经内战（或国家统一战争）、革命、复辟等波折和苦难，最后才实现了经济转型。然而瑞典却是一个例外。它的经济转型是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的，而且是渐进式的，没有大的政治风波，也没有大的社会动荡。西欧的小国可能如此，但像瑞典这样拥有大约45万平方公里领土的西欧大国，确实是一个例外。
到19世纪初为止，瑞典的局势一直是不平静的，社会也是不安定的。瑞典在16世纪初臣服于丹麦，成为丹麦的附属国。瑞典人民不服，一直试图摆脱丹麦的统治。丹麦施行严厉镇压的手段，派军队攻占斯德哥尔摩，在斯德哥尔摩施行恐怖政策，把反对丹麦的瑞典贵族、教士、平民一百多人杀害，从而激起瑞典人更大规模的反丹麦通知的斗争。年，起义军在贵族古斯塔夫·瓦萨领导下，攻入斯德哥尔摩，宣布瑞典独立，古斯塔夫·瓦萨任国王，称古斯塔夫一世（-年），终身为国王，王位世袭。
古斯塔夫一世对瑞典的教会进行改革。由于天主教大主教支持丹麦人入侵，失去人心，所以古斯塔夫一世推行宗教改革，没收天主教会的教产，传播新教，新教徒成了古斯塔夫王朝的热烈支持者。同时，由于天主教会的教产被没收，这也有助于恢复经济，增加财政收入，还使瑞典有财力扩充军队力量，对外抢占疆土。到17世纪后期，瑞典王国的版图一度扩大到波罗的海的南岸和东岸。
年，古斯塔夫三世任瑞典国王（-年）。他本人虽然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但不能容忍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拘捕路易十六的行为，准备出兵营救路易十六，不料在年3月遇刺身亡。古斯塔夫四世继位（-年），瑞典参加了反法战争。拿破仑统治法国后，出兵反击，攻占了瑞典在波罗的海南岸的土地，俄国军队又乘机进逼斯德哥尔摩，瑞典两面受敌，不得已把所统治的芬兰割让给俄国以求和。
19世纪30年代以后，历任瑞典国王都很少再参与欧洲的角逐。一来是瑞典通过18世纪的角逐自知力量相对较小，难以同近邻德国和俄国争雄。二来是瑞典目睹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发展很快，法国、德国的经济也有很大发展，瑞典如果再不实现经济的转型，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必定越来越大。因此，瑞典应当同欧洲各国保持友好关系，尤其应当同英国搞好关系，才能得到英国等国的帮助，实现工业化。
瑞典国内从这时起也进入社会相对稳定的阶段。这同时对外友好和与邻国间相安无事密切有关。对外关系的改善有助于国内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逐步增长，国内社会安定也减少了其他国家干预瑞典内政的借口。这些都无疑是促进瑞典经济稳步转型的前提。
瑞典的经济转型至少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是没有政府的规划的。总的原则是听任市场调节，听任市场经济扩大。传统经济模式的转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似乎没有统一的设计和安排。工业化和传统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过渡，都是渐进的，而且是平行的。
瑞典工业化在欧洲国家中，虽然不是最早的，但相对说来仍是比较早的。瑞典木材积蓄量多，铁矿资源丰富，港口条件好，水路交通便利，这些都是对它实行工业化有利的。加之，19世纪20年代以后，瑞典很少参与欧洲大国之间的角逐，国内社会又比较安定，所以外国资本看中了瑞典的资源和瑞典的市场，愿意投资于瑞典，或同瑞典资本合作。另一个有利于瑞典工业化推进的有利条件，是瑞典政府和瑞典社会都重视教育，重视高端人才的培养和技工的训练。瑞典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也一直居于欧洲国家的前列，这些都使瑞典的工业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瑞典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在工业化过程中逐步调整。走向比较利益，按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调整结构，这是瑞典工业化的特色。以瑞典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例，起初是单纯伐木，出口木材，后来转而制造木板，后来又发展了火柴工业、纸浆工业和家具制造业，附加值越来越高。瑞典有丰富的铁矿资源，起初只是单纯出口铁矿石，后来转而发展炼铁炼钢工业，再到后来发展机器制造业、精密钢制品和特种钢制品的制造业，同样使附加值不断上升。产业升级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
这些都同资本市场涌入瑞典市场的情况密切有关。关于外国资本到瑞典来投资，前面已经谈到，这既因为瑞典资源丰富，投资有盈利前景，更因为瑞典自19世纪20年代以后国内社会安定，瑞典政府又置身于欧洲各国角逐之外，同其他国家和平相处。至于瑞典国内的民间资本为什么会大量涌现出来，则与瑞典历史上一直拥有雄厚的商人资本有关。从中世纪以后，瑞典商人资本主义在波罗的海、北海，以及远洋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资本来自民间资本，既有大商人的资本，也有中小商人的资本，他们出于赢利的考虑，在瑞典工业化过程中，纷纷转投于工业部门，例如瑞典北部的木材工业企业的投资者主要是由经营进出口的商人或航远商人转化而来的。此外，瑞典的近代类型的商业银行成立较早，早在年就成立了。瑞典还充分利用伦敦、巴黎和汉堡的金融市场，发行政府债券，用于国内铁路建设、农业的改造和城市建设。
瑞典的农村和农业的转型也是稳步推进的。瑞典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土地集中的行为，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都是渐进的。自耕农和家庭农场制在瑞典农村和农业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由于地主认为投资于工商业和金融收入较高，他们纷纷把土地售出或租出去，进入城市，从事农业以外的工商业活动。农民也因农业生产率提高了，一部分进城寻找工作，成为工业劳动力。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从19世纪中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农民陆陆续续转入城市，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农业转型是渐进的，也是平稳的。
那么，瑞典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怎么进行的呢？要知道，瑞典的议会成立最早，它是在反对丹麦统治的年代里，由贵族、教士、城市市民、农民所组成，年，古斯塔夫·瓦萨作为国王就是由议会推举出来的。直到年，国王仍是权力集中的统治者，但这一年议会通过了决议，宣布议会有立法权，国王与议会共同任免首相和大臣。年，当时的国王是卡尔十五世（-年），议会改为两院制，上院由各级地方政府间接选举产生，下院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瑞典的这一改革是学习西欧其他国家议会制度的结果。年，当时的国王是古斯塔夫五世（-）议会决定限制国王的权力，实行君主立宪制，内阁对议会负责。这一改革是瑞典顺应西欧其他国家的民主潮流的产物。瑞典的政治体制就这样从国王集权过渡到君主立宪制了。整个过程没有发生社会的动荡不宁。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瑞典经济又开始另一次转型，这就是逐步走向福利国家模式。瑞典社会民主党自年上台后，除少数年份而外，一直保持执政党地位，推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关于这些，我在本书的其他的文章中已有阐述。这里只准备谈这样一点：瑞典的转型，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国王集权体制向君主立宪体制的转变，以及后来向福利国家模式的转变，都是瑞典特定条件下的结果。其他国家不可能直接照搬。但瑞典转型的经验，却是各国都可以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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